“其实一个朝廷想要赚钱，完全没必要从百姓身上下手，到处都是赚钱的好去处，国库券只是一种偏门，要想让国家长富久安，还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拿最熟悉的海商来说吧，他们的资金有时候并不充裕，往往看着能赚钱的买卖却不能去做。假如国家能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把国库中富裕的银钱借贷给他们，让他们拿去赚钱，然后付给国家一部分利息，这不也是双赢嘛。不要小看这个收入，真要是操作起来，这笔钱恐怕是个很大的数字，会让户部郎中把嘴笑歪了。而且这种借贷生意一旦做起来，就会占用很多人手，每座大城市里都可以成立这种机构，那些冗官正好可以安排到这些机构里去工作，依然是为朝廷效力，和做官没什么区别，这叫做金融机构。有了金融机构，就得有相应的监察机构，比如说金管局之类的，又能安排一部分冗官。虽然说机构多了，但增加的这些机构都是为国家挣钱的好买卖，他们不光不花国库里的一分钱，还要为国库创造利润，这就是节流。”光弄出一个国库券来，洪涛觉得还不足矣体现自己的才能，顺便把国家银行也搞出来得了，让那些闲着没事儿干的官员去银行工作，废物利用嘛，和冗兵去建设兵团是一个道理。
有问有答，言之有物，还能每每切中脉门，这个会谈就很难短在时间内结束。理宗皇帝是越听问题越多，恨不得把他后宫的事情也拿出来让洪涛出出主意。洪涛也不闲着，他对大宋朝也怀着一肚子疑问呢，现在正好，问谁也不如问大宋皇帝和宰相准确。你们也别光从我这里掏东西，我也得从你们那儿拿点。这才算好买卖嘛。
一天显然聊不完这么多东西，晚上吃着海风聊也不现实，于是会谈被分成了三部分。每天从日出聊到日落，然后各回各船。第二天再凑到中立船只上接着聊。这次洪涛稍微大方了一些，允许理宗皇帝再多带两个随从，因为有些问题皇帝也不太明白，还得询问专业人士才能得到准确答案。另外就是一些文字记录的事情也需要有人来干，总不能让宰相、皇帝像小学生一样拿着纸和笔埋头玩命写吧。
“唉，好几个人蒙吃蒙喝好几天，最终就给了这么一个玩意……老文啊，你说我干点好事儿容易嘛？这也就是我家大业大。否则好事儿还没干成，都让他们给吃穷了！你看看你们那位右丞相，说起人来头头是道，吃饭的时候也是冲锋在前啊，连皇帝手中的烤串他都敢抢，临走还用胡子带走我半斤酱料，还有点出息没有了？”三天之后，正经事儿终于算是谈得差不多了，皇帝和这些大臣总不能老陪着洪涛在海面上吃风，回去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呢。他们是拍拍屁股、拍拍肚子就跑了。洪涛白话了三天，又搭酒菜又费茶水，最终手里只落得一张任命。上面的人还不是他，而是文南。现在文南已经不归礼部管了，他又恢复了大宋子民的身份，还获得了一个官职，叫做舟船转运使！
这个官职在大宋根本就没有，是临时发明出来的，标准的空头司令，啥权利也没有、啥正规编制也没有、啥经费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算兵部的编外机构。获得了在大宋水域通行的许可，还可以组建一支不超过五千人的乡兵。另外就是在明州港里获得了一块临时用地。可以当做库房使用，以后转运使大人下辖船队的各种物资可以先在这里囤积。至于仓库够不够用，还得自己想办法。
至于其它项目，理宗皇帝听得很认真，还让随从记了很多笔记，但一样儿都答应不了，他根本就做不了这个主，光说的热闹，骗吃骗喝三天之后，还得回去和朝中大臣商议之后，再行定夺。啥叫再行定夺？就是后世里领导说开会研究研究，你等着吧，烟酒顶上去了，真开会研究，烟酒没跟上，你死后差不多就能得到回复了。
但洪涛对于这种情况也束手无策，通过这几天和大宋皇帝、包括那几位大臣的闲聊，他终于对大宋朝的国家结构有了一个比较清晰、比较全面的认识，至少在法理上讲是这样。这位宋理宗不是不想马上实行洪涛所说的那些方法来挽救战局、挽救他的国家，问题是他没这个权利，拍不了这个板儿。
难道说一国之君还不能命令朝臣去做什么吗？天子一言九鼎、口出法随，谁敢不听？这说的是明清两代的皇帝，宋朝皇帝真没这么爽快，他是个虚君！
虚君，这个概念洪涛一直以为是出自英国，直到这两天，他才明白，合算虚君这个概念是纯国产的，而且还就是儒家思想。“端拱、垂拱而治、不下席而天下治……”这些儒家思想里都包含虚君的意思。北宋的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时，就明确提出：“进居其位者，尧舜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
这句话也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共识，他们无数次明确表态，皇帝，比如尧舜，只是天下的主权者；伊尹、傅说这样的丞相，才是实际管理者。所以说，宋代不光有虚君的雏形，还有实相制度来辅佐，与后世的君主立宪、总理组阁制度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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