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很重要。欧洲人也不是完全不会发明东西，他们也制作出一些像萨克森轮犁这样的重型农具。这种犁顾名思义，笨重到需要一个炮车似的双轮架子作为支撑，才能进行移动和工作。
不同尺寸的轮犁需要的畜力数目不同，似乎有八头牛到十二头牛不等，也有四马六牛、四马四牛这种混搭方式，但肯定都不是普通农民出得起的。小一些的重犁，也至少需要两头牛才行。但是，这些农具的发明和传播，没有让当地人形成汉朝一样的合作方式，反而使得有钱的贵族更快地兼并土地。
至于马，虽然马耕看起来是欧洲特色，但从后世统计的数据看，在中世纪，最多也就只有5%的耕地是马耕的。主要原因，还是马太贵了。像栋雷米村的达尔克家族，就被专门记述为“用马耕地的农民”，因为他们家其实挺有钱，甚至能够用马耕地。而绝大部分地方，就算马耕效率更高，大家也用不起，只能用牛、驴，乃至人力，来将就一下。
而且，像英格兰这种落后地方，重犁就没普及过。大家还在坚持祖宗之法，使用一千多年前，古罗马人带来的轻犁。罗斯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直得到几百年后，德意志人把他们的耕作法带到伏尔加河流域，才终于开垦了这里。至于当地的原生态斯拉夫人，就没有什么家畜，自己去拉犁则肯定会累死。所以结论就是不犁了，躺平就行。
直到红帐汗国建立的时候，农用牲口都是稀缺的财产。在乌兰军和察罕军对抗的时候，乌兰军曾经下令禁止对村庄使用毒气，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士兵文化水平堪忧，就不会用；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一些村庄里有马存在。虽然斯拉夫农民不值钱，但马却很珍贵，不能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们也一起干掉了。所以，乌兰军一般通过扣押人质等温和的手段，迫使村庄与他们合作。不少村民也因此抛弃了更加残暴的察罕军，支持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想象，之前都是什么样子。
究其原因，郭康自己怀疑，是不是铁器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塞里斯的特殊之处，是那边很早就有了用高炉量产生铁的技术。
农具上的铁，对硬度和耐磨性的要求很高，也非常注重产量和低成本，其他方面的质量就不怎么在乎了，这正好适合早期的生铁。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的铁农具普及非常早，甚至可能早于铁兵器——就像浅层煤矿的排水需求催生了工业时代一样，当地特色铁矿也推动了农业的突飞猛进，算是通过极为低劣的铁矿品质硬逼出来的……
而这些技术，也给新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基础。战国时代的各种快速发展，和这些技术的出现应该也是相互推动的。这种组织能力，在军事上自然也有很多好处。
哪怕如今在这里，也能很容易地看出来，那些平时就习惯了各种有组织活动的人，也可以更快地适应战争。在战场上，他们的纪律性和反应速度，也远胜于浑浑噩噩的欧洲农民，和反应起来总是莫名其妙的市民。细想起来，除了经常性的训练，应当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这些习惯，也会进而影响当地人的性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就是如此吧。
像马家庄这边的村民，就在一代人的不断尝试中，养成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自发组织的习惯。郭康之前觉得，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这段时间似乎并不算长。但从这里的情况看，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他们的思维产生了变化，相比邻居们要活络不少。
像组织耕队、出租牲口，还有雇佣手艺人从事专门技术工作，都是村里常见的活动。相公庙村的举措，好多也都是跟他们学的。
这些人的主动性，也比邻居们更明显一些。一方面，他们只要感兴趣，做什么都很尽力。即使自己的庄子算不上这边最富裕的，村民们也很舍得在关键地方花钱。他们会主动挤出钱来，增设学校，雇佣先生和教头训练子弟，希望能借此打好基础，在之后军队内部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也会非常积极。大家都知道相公庙村的特殊地位是从何而来，一般也不怎么和他们竞争，但马家庄的人就非常“上进”，一直对此不服气，觉得无非是他们村子运气更好，换自己上，一样也能做到。
因此，这些村民就显得既精明，又莽撞而认死理。他们根本不怕和郭家关系密切的相公庙村，经常带头争夺好事；但每次也都挑着时机，有板有眼地向上级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优点，有机会就和柱国家套近乎，拉拉关系。这次，趁他们一家回来，马家庄的人果然又开始行动了。
他们的村长马十柱，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健壮汉子，之前在军队里当骑兵军官，现在也没有完全退役，还在地方战团里带新兵。他还会些兽医的手艺，从马术到照顾坐骑之类的技巧，都在教。村里的耕牛队，也有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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