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不是说，大顺的问题，只需要解决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条件”？
也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
没有人，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
正如亚当·斯密，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国富论》。
而魁奈等人，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自然秩序学说】。
反过来看大顺。
文明的早熟，让大顺经历过太多。
中央放弃铸币权，地方豪强自行铸币？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
经历过，汉代就经历过，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由商人开发？
经历过，并且在明末，精英阶层集体反对，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
放弃抑兼并政策？
这个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时候也经历了，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封闭了黄河漕运，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也不是没经历过。
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或者说，大顺有《商品列举法》、有《列举补贴法》吗？大顺的朝廷，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
全没有。
甚至于，大顺的关税，除了“征税”这个作用外，压根不存在任何的“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
一丁点都没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
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绝对优势”，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相对优势”？
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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