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天子拜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操为魏公，至此，曹操代汉的心情更加剧烈，可这个时候，马超在关西作乱影响曹操的统一大业一时又制止不了，于是又归根到人才的匮乏上，这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两道求贤令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破儒家道德取士的规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不管是品德好的还是品德坏的，都予以录用。
而在曹操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下，以孔融、杨修、祢衡为领袖的清流派仍然我行我素，空论朝政，建立不出功勋，提不出良策妙计，当然为曹操看不起，而且他们还经常侮辱曹操，为曹操所杀，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说，孔融之死不光是纯粹的恶心曹操，和曹操不合作、和曹操有私怨，孔融之死，反映了汉末的品评人物已经落入了不能务实的深渊，好名成癖，通过品评人物已不能为朝廷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也表明了汉末清流派正统儒生，已经陷入了僵化的境地，不能权变，不能紧跟形势发展，已经不合时宜。
而现在汉末的局势，十常侍或者外戚相对来说比曹老板要好上不少。而那些士人虽然经历王莽的挫折和丞相不断被杀的遭遇，依然没有停止对于人间政治的美好理想的追求。当此宦官横行不轨，天下怨声载道的东汉晚期，他们奋起抗争，诛杀并严惩不法的宦官子弟、亲族，以此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纯洁，为生民伸张正义。
然而，即便是如此，连续两次党锢之祸，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果决的愤然而起，不顾个人‘骂名’，直接拿下这一切的根源，拨乱反正，荡涤污秽，靖平天下，也不能说霍光骂错了他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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