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徐荣也不是普通人物，那个阶段，真正久经阵战的根本没多少，后期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将也都还没开始磨练呢，江东猛虎孙坚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东吴、西凉等各个战场上升了不少级。可以说关东诸军，真正令董卓畏惧的也不过就是孙坚一支兵马罢了。
可就是这个孙坚，连续两次被徐荣打爆，简直就是难以想象。要知道，就是这个被徐荣打爆的孙坚，他收拾残兵败将挺进阳人，斩杀了华雄。
所以说，这个事件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曹老板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奸诈的货色。那么在此之前的刺董，也必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弯弯道道在里面。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回过头来，曹老板在这个事情上就显得比较精明了，大名鼎鼎的‘衣带诏’事件就是这里所说的，曹老板作为反方的一次事情。
演义版本自然不用多说，反正演义里面，曹老板作为大反派，汉帝一方的就是绝对的忠臣。
不过站在历史角度来说，自然不会这么武断。
汉东汉末年，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于许。参与护送汉献帝东归的安集将军董承在政权分配问题上与曹操产生了矛盾。董承后来官拜车骑将军，又是皇帝董贵人的父亲。建安四年，董承对外宣称受汉献帝衣带中密诏，要诛杀曹操，又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议郎吴硕等同谋。刘备一开始没有参与，后来曹操与之煮酒论英雄，刘备方才与董承同谋。后来，刘备逃离许都。董承对王子服说:“郭汜当年有数百人，但曾击败李傕几万人，就看足下与我是否同心了!昔日吕不韦有子楚之后得以富贵，现在我和足下也是这样。“王子服连忙推辞:“我惊恐而不敢当，而且兵力不足。“董承回答说:“如果事情成功，就能得到曹操雄厚的兵力，还不满足吗?“王子服又问:“在京师有办事的人吗?“董承答道:“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都是我的心腹。“双方定下密谋。
建安五年董承阴谋败露，同谋者均被正法。
很多人把董承事件当作是汉献帝与曹操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对。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就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我们来看一看史书记载。《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很多人会误解为汉献帝下密诏给董承，实则不然，因为“辞“是宣称的意思(《资治通鉴》改为“称受“，意思更明确)。这就是说董承自己对外宣称接受了汉献帝的密诏，那么董承自己说的，可信吗?所以说《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而袁宏的《后汉纪》直接表示否定，连衣带诏这三个字都没出现。范晔《后汉书》倒是持肯定态度。《后汉书·董卓传》说:“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后汉书》成书过晚，在史学价值上不能与《三国志》相比，比较抹黑曹操。董承是牛辅(董卓女婿)的余孽，是西凉系军阀，怎么会是公忠体国的人呢?另外，在曹操迎奉天子初期，他与汉献帝关系不错，皇帝怎么会让董承杀曹操呢?这只不过是曹操与董承的矛盾而已。
所以说，衣带诏事件这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的那般描述，对照历史，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董承案的几个与演义不同的地方:
一，历史上，董承未必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和曹操之间的争端更多的属于利益、政权分配不均造成的争斗。而在演义里，董承成了大忠臣。
二，历史上，董承到底有没有接受汉献帝诏书，换一句话说，汉献帝是不是下了诏书，疑窦丛生。史书的记载是，董承自己说皇帝有诏书给他。他自己说的，可信吗?可《三国演义》言辞凿凿。
三，历史上，马腾并没有参与董承的密谋，恰恰相反，马腾和曹操在这时是一条战线上的盟友。马腾也并不忠于汉室。关于马腾的描述简直胡扯。
四，刘备是在煮酒论英雄之后才参与阴谋。《三国演义》提前了，说刘备是参与了阴谋后才被曹操请去。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上董承密谋败露起因不明。但《三国演义》说，董承家奴秦庆童与董承侍婢私通被发现，遂怀恨在心，将实情报知曹操。
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说需要靠着某个巧合才能够识破董承的计划，那也实在是太看不起曹老板了。
这个事情无疑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外戚大权在握的时候，士人要和外戚去争斗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虽然宦官相对来说也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能做掉外戚，但关键是宦官时时刻刻跟在皇帝身边，你总不能隔三差五的给皇帝换一批太监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霍光的制度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很靠谱的，可是站在主观角度，汉帝为了尽快夺回权力，无疑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等着士人过来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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