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这个就完全不用多说了，大名鼎鼎的《过秦论》就是借着古代六国破灭的故事来警告当今朝政。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虽然说不是那种军事、政治、武力之类的各项属性，但是在学识方面，百家的学术取长补短，基本上能够形成的战斗力绝对是非常可怕的。
毕竟，春秋战国那群家伙属于草创思路，刚刚形成系统的阶段，相互之间各种矛盾算是比较激烈的。
而到了后期，因为受到了某些压制，相互之间的融合变得比较容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贾谊的思路对荀子、韩非等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再说韩非子，自然就更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直接去找法家的先贤。
关键是这家伙居然非常变态了召唤了那个还没露面的某个道具的主人，妥妥的再次获得一个召唤道具的节奏。
韩非子居然去复活了缔造春秋第一霸主的那位名相管仲。分明是直接把《管子》也带过来的意思。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
“哇咔咔！这么一来，猪哥就凑不满他的偶像了啊！”鲍鸿哈哈笑道，“不过另一方面，管仲这种家伙会不会也有干掉田氏齐国的想法？”
不过，系统懒得去和鲍鸿扯这些，再说其他诸子。
墨子绝对也是一个坑货，这家伙居然直接找上了被鲍鸿认为是他死对头的鲁班。
鲁班，姬姓，公输氏，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春秋时期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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