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则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因为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知”然后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程朱理学之偏。
之所以在理学的教条之下能够衍生出‘心学’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所得，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守仁这个我知道，不说学术问题，纯粹的军事水平就很吊！”鲍鸿笑道，“罕见的变态全能，牛叉至极！”
“前朝乱入第一名武将，汉赋四大家之一，西汉杨雄杨子云，儒术96。”
扬雄西汉蜀郡成都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
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
如果纯粹是辞赋、散文等文学，杨雄却是担不上那么高的儒术水平，在儒术传承弘扬方面，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
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这个思想也有其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多人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孔子的儒术，歪曲理解，所以才形成了众多的酸儒、腐儒、狗儒，那么回归主题，重新冲根本上去认识孔子的儒道无疑是正确的。
前面也一直再说，那些为人所传扬的大儒，不管是盛名还是骂名，就像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朱熹的三纲五常的，从本质上来说，人家建立学说的时候确实是在为百姓争取利益。但是到了当权者那里，不断被扭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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