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城市斗农村旧势力，在闽城是有这个基础的。
除了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者外，大银行家大资产阶级也是一股可以借用的力量。
比如南洋公司如今每年收入巨额的财富，但是每年缴纳到国库中的只有十万银币，这是当初谁都没看好的垄断权卖出的十二年价格，而这仅仅相当于南洋公司每年在西班牙殖民地走私棉布利润的零头。
被陈健拉入其中的市民阶层不算，那些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们也十分担心旧势力以手中的权力干涉公司或是强制将垄断权和股份瓜分。
人民国有制和伪装成国有制的寡头贵族所有制是不同的。
对他们来说，垄断权只是个名头，真正盈利的支柱是闽城不断发展的工商业和强大的武装船队。他们害怕底层革命，但也同样害怕旧时代的权力妨碍他们的利润，对他们而言第一要务是闽城工商业的稳定和发展，第二是要保证将来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在自己手中。
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给那些大贵族寡头，是引狼入室；给自己一部分再给中层一点，那才是控股融资。
他们是最不靠谱的商业资产阶级，但这里又和荷兰不同，手工业很发达、物价低于大洋彼岸已经开始物价革命的欧洲，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和手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手工业并不发达，他们转身就会成为买办和走私贩子，兴致高昂地摧毁本国的手工业。
从一种“帝国”的史观来看，这些人都是“帝国”的蛀虫，然而拥有“帝国”史观的人，未必是帝国的主人。
正如南洋公司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些西班牙殖民地的走私贩子一样，他们是西班牙帝国的蛀虫，但是一旦时机允许，他们摇身一变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种“帝国”的蛀虫，正是一支可以借用来摧毁“帝国”旧统治阶层的力量。
包括在闽城要实行的人头税、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都是这些大资产阶级所喜闻乐见的。
想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的就是一种以“郡自治议事会”为主体的“包税”制度，将每年的国税按照以往的定额交上去。
城市乱哄哄的，之前刚刚起义过，他们又不想出钱安抚，那让地主出一部分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事实上出现这种问题，是他们间接造成的。贸易白银流入、物价上涨、物品出口量太多存在闽城的商品没有增加、土地经营利润提升、棉布倾销和轧花机出现导致的大规模种棉大为有利，导致了一部分靠近闽城的地主们自发地选择了自主经营收回佃权，这才导致了许多的失地者涌入城市，造成了维稳成本增加。
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出钱，那就是浪费口舌，他们宁可用两倍的钱来镇压；转嫁矛盾将问题转移到农村，他们乐的如此。
在不动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要不是他们害怕触及旧势力的底线，他们是最迫切希望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私有拍卖的一群人，没有人比这些股东和银行家更有钱了。
不要以为只要穷人才想土地国有化，单纯的土地国有化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土改。
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是一个必要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而土地所有者却完全是多余的，是无用的累赘。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地价还没有大发展、农村土地又在地主而不在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权，所以各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恨不得地主这个阶层都彻底消失，痛斥其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人。
资产阶级和资本对于那种靠食利和人身依附为生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只有一个词来表达他们的心情：暴殄天物！
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和自由的资本竞争租赁，将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有益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
而陈健之前反对内部的一些支持土地国有化的人的原因，也是如此——支持土地国有化的，大部分是那种主观同情和善良者，他们担忧在闽城看到的资本主义怪兽深入到农村、又对农村的旧势力的压迫感到愤怒，所以他们想要跳过去直接搞国有化——可从内部逻辑上，他们的手段所导致的却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农村资本主义大发展。
这相当于害怕往东，却没有改向西，而是从走的改成跑的……
搞遏制资本涉足，均分土地保障小块经营权，那又走到了民粹的路上是反动的；搞集体经营制，暂时还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优秀的执行者，路很容易走歪；搞自由竞争，那得在遏制资本涉足、均分土地保障经营权的前提下维持几十年，让农村积累足够的资本，否则直接放开那土地直接全跑到了资本家手中，现在还没工业化，土地的利润会自发地引来巨额的外部资本。
如今的耕地，地位就像是工业化后的城市用地，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土地政策才能带来资本的大规模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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