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霍光的想法也是过于理想化了。站在国家百年之计乃至是千年之计的角度来看，或者说站在臣子的角度来说，同样也是为了国家‘健康’发展考虑，霍光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站在汉帝个人的角度来说，被外戚架空的他哪里有多少机会去接触那些士人，尤其是那几个清名很大的士人，外戚要不防着他们才怪呢。这种情况下，最方便可行的无疑就是和身边的宦官合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这个事情，要是做得不够隐秘，那就是各种牵连，必然会宰掉一大批人，就连汉帝，就算是没有被做掉，也会非常危险。
就以曹老板来说，可谓是玩过正方，也参与过反方。正方支持汉帝的时候，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反方作为汉帝的敌对方的时候，则是成功识破了对方的计划。
当然，这两段的对手都不是外戚了，而是挟持汉帝自重的诸侯。
第一件就是曹操刺董。
一般来说，普遍都认为这是曹老板还没彻底摆脱年轻时候年少气盛，报国之心，乃至是所谓的治世之能臣。
不过，也不是没有阴谋论说法，单纯的以阴谋的观点来看，认为曹操是早有策划，居心叵测。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
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当然，这么说曹老板如此奸诈却也有点过了。虽然说站在什么为国为民的角度之类的去赞赏，其实本身却也否定了曹操早期对大汉对汉帝的忠心。
从五色棍到刺董再到反董联盟后期董卓火烧洛阳撤退，曹操独自率军追赶，在这个阶段，曹老板的向汉之心还是可以看见的。
要知道，刺杀这个事情可以说能够靠演的。演成失败也不是非常困难。但是兵败这个事情，你若是要这么演，那损失可就大了，曹老板在追杀董卓这一战之中被徐荣吊打，损失惨重，弄不好直接就被干掉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曹老板还是初出茅庐，刚刚带兵的。他哪来的信心敢在这方面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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